2011年5月7日星期六

周末的心情

辗转又是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上星期,还在忙着搬家,今天,我就要开始整理之前所订下的目标检讨自己。在这之前,除了订下要完成《黄帝》得阅读笔记外,还有很多很多事项要整理,好让自己的生活,朝着目标向前进。是啊,没有目标的人生,就像是在茫茫的大海中,不知道该往何处去,迷失了的自我,又和行动的尸体有什么分别呢?之前的《黄帝》,其实已经阅读完毕,笔记也已经开始了一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月里,能够整理出来。另一方面,在这个月,希望透过阅读旧书,能够有一些新收获。苏轼说得好,“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所以期待自己又有一篇接着一篇的笔记出来。

工作方面,我目前已经上轨道了。虽然如此,我觉得工作还是得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态,才会做好工作,虽然已经过了试用期,但是心态总要把自己放在试用期当中。因为在试用期的员工心态永远是最专业的,他们希望保有这份工作,所以会全力以赴把这份工作做得臻善臻美。我想,作为一个编辑的新鲜人,是应该保持这种心态。另一方面,我也要学会找兼职,至少让自己的收入多一些,除了解决目前的困境,也为自己的将来做好准备。不知道读过多少遍的故事,因为螳螂夏天时不用心做储存粮食的工作,到了冬天时却没有粮食应付寒冷的冬天。本来是小孩子就该懂的道理,原来在我实行起来却是如此难。这或许是人们常说的“知易行难”吧。无论如何,我都会加把劲,尝试过这些苦日子,因为我相信:苦尽,总会甘来。

这篇文章虽然篇幅不大,却是我多次写写停停后,凭着我有的本钱写下来的。我也希望日后的文章能够行云流水,读起来有酣畅淋漓之感。但这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到目的,所以希望自己能够加油、再加油!

2010年2月4日星期四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回应陈爱梅君


陈爱梅君鸿文〈尊重祭品准备者〉(下简称“陈文”)日前刊登于《星洲日报》言路版。陈君以其自身的生活经验为出发点,道出作者母亲因对羊肉反感,所以拒绝为其作古的爷爷准备并祭以他生前嗜食的咖喱羊肉,顺带也表示身为素食者的作者本身,恐怕将来也无法为荤食者的父母准备肉类用作祭品。从陈文看来,作者把准备祭品的人看得很重要,因为他们需要被尊重,一如人们要求生者侍奉死者那般。

陈文不断强调尊重准备祭品的人,认为即使是荤食者的祖先,也一定会谅解作为素食者的晚辈为其准备素食祭品。按此理申论,万一陈君他日不幸成了古人,倘若其后嗣之中无人为素食者,他们仅仅为了贪求方便而准备了荤食作为祭品,陈君泉下有知,必将感触良多!陈君大言不惭地认为祖先会基于作者的饮食习惯而“迁就”她。所以,将心比心,想当她百年之后必定能以同样的理由“迁就” 儿女们,也会因为荤食者的晚辈为其准备荤食祭品降志辱身吧。

人们常说“百善孝为先”。那么,何谓“孝”?《说文解字》说得很清楚:“孝,善事父母者.”。因为我们爱、尊敬长辈,身为晚辈的我们没有不希望他们生前高高兴兴,死后可以含笑九泉。所以,不管生前或是死后,我们都会顺从他们的意愿,甚至不吝投其所好;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准备他们所爱享用的佳肴美食作为祭品,以彰显已逝的长者在后人的心目中的地位,后人们又是如何地重视这些长辈。

今天,基于陈君是素食者而不能为其祖先准备荤食,在我看来,这如同向长辈折枝同理: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已逝者当然无法跟你“计较”和“嫌弃”你所准备的祭品,但如果我们连死者也无法尊敬,反而倒过来希望死者尊敬为他们准备祭品的人,试问:“这些死者仍旧死得其所吗?”一个在生的人,如果无法尊敬死者,那我们有什么理由来要求后人来尊敬终有一天也会死去的我们?如此一来,我们还敢说我们这种做法是对长辈的孝行吗?我们还有什么颜面去告诉别人我们是敬老尊贤的?

结束本文之前,我想与大家分享一起发生在朋友身上的事件:几个月前,友人丧父;其父亲生前崇拜民间信仰,然而当其父仍在医院昏迷不醒之际,信仰另一种宗教的伯父却带来宗教师,在未经家人同意之下替他进行皈依仪式。最后,整个葬礼更不得不按照该宗教的仪式完成。事后,朋友感到非常懊悔,他恨自己为什么赶不及在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从他的伯父的角度出发,这或许是为了死者好。但是,如果换作是眼前的诸位读者,请问你们是作何感想?(注1)

我们总以为我们很尊敬别人,但更多的是自以为是,乃至把个人一厢情愿的想法硬硬地加诸于别人身上,而往往遗忘了孔老夫子的一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注1: 拙文刊载时,此段全文删略。

拙文刊载于2010年2月4日《星洲日报》言路版,内容有增删。

陈爱梅君文刊载于《星洲日报•言路》2010年2月1日;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3350

2009年6月9日星期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写给各位独中儿女

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日前会见七大华团的代表们,教育部长直截了当否决了承认独中统考文凭以及拨款资助独中的建议。独中不受本国政府所承认,看来这已成了一条真理,如果我们根据中共的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的话,历年来搞华教的人士,无不向政府提出这一诉求,可结果往往会遭到政府的拒绝。看清了政府所持的这项标准,或许也是该让各位独中儿女冷静反思的时候了。

进入独中就读,路本来就不好走,文凭不能进入本地大学就读,不能申请为公务员,独中生俨然像是被遗弃的孩子。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上帝为你关了一扇们,他就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所以早期的独中生大部分都到台湾留学。迈入廿一世纪,独中生不仅可以留学台湾,甚至也可到中国大陆、新加坡等地留学,使得独中生的升学范围变得更广阔。

独中教育,最特出的地方莫过于它延续了小学以母语教学的方式。此外,独中的数理科以及文史都比政府的中学课程来得艰深。尽管它会让自初中一的学生有点吃不消,但是一旦能够解决并适应它的特点后,就能够比别人能掌握得更多。

任何事情的成功,背后免不了千辛万苦。所以进入独中就读的学生,先天上就存在某种欠缺,所以唯有比别人更用功、比别人更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够换取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在这种环境下,培养了学生们勇于与外界竞争的精神。今天,当独中生遍布全球之际,我们还需要苦苦哀求教育部部长承认统考的学术性吗?

《易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独中教育既然已存在着这种缺陷,那么,身为独中生的我们就应该具备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不要把目光只锁定在小小的马来西亚,而是应该把眼界开拓,放眼世界。用实力来证明给教育部衮衮诸公看:没有你们的帮助与认同,我们独中教育还是可以办得起来。

加油吧,独中的儿女们!

2009年5月15日星期五

华语不是母语?回应迦玛鲁丁一文

细读迦玛鲁丁君11日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栏目的文章,迦玛君在谈及华语根本不是大马华人的母语时,令我顿时感到茫然与错愕。这是因为甫出娘胎,第一个学习的语言就是华语,祖籍为海南的我,海南话也说得不比华语要好。结果,一看迦玛君的这番言论,宛如别人告知你现在的母亲并非你的亲生母亲这般痛苦。那么,我辛辛苦苦学的华语,大学时期又选择汉语言文学系,却发现,原来我一直是学者“人家”的语言,而不是自家的海南话,这是何等痛苦啊!

只是,迦玛君似乎把普通话和华语的概念给模糊化了,迦玛君以为华语就是普通话,普通话就是华语。这就让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我给诸位分辨普通话和华语之间的差异: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普通话”条目的解释是:“我国(指中国)国家通用语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所以,若以此标准来看华语的话,两者确实大相径庭。首先,马来西亚的华语,在发音上就不讲求一种标准,大多数大马华人在发“赤”与“刺”时,并不能听出其差别性,原因在于大多的马来西亚移民都是来自南方的广东与福建,在其方言语音体系内并没有卷舌音的出现,造成一般华人在发卷舌音上都会表现得较困难,因而把卷舌音当舌尖前音。所以可以说马来西亚华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话。

其二,普通话拥有相当大量的儿化韵和轻声。尽管本地课本中纳入了教材范围内,可是,在语言的应用上,儿化韵和轻声是马来西亚华语所没运用的。所以,这是大马的华语与普通话第二个差别。

在词汇方面,由于华语随着华裔先贤移民本土,在本土吸收了外族的文化,创造了具有本土色彩的词汇,例如“峇迪”的“峇”字以及本地美食“叻沙”、“沙爹”等词汇,这是普通话中所没有的。

其实,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随着民族的变迁,该民族的语言会随着产生变异。这不仅仅只是出现在华语身上。英语也是如此,不然今天怎么会有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出现?所以,厘清了华语和普通话的概念,则不难理解我国尊贵的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魏家祥博士为何要千里迢迢坐飞机到天津去测试普通话了。

华人扎根于大马已经近两个世纪了,华语当然也扎根于大马近两个世纪了。华语把华人的传统文化带来,吸收丰富的本土色彩,尽管她比不上其他语言,然而,这就是她的独特之处。

所以,今天的马来西亚华语,已经不只是华人的母语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她也成为了仅次于马来语,各种种族之间沟通的语言。

2009年4月12日星期日

馬共歷史不應掩蔽

近日,在巫統大會上,有些極端分子在談論「獨立功臣」論時,也順帶提及中學歷史課本中有馬共分子大肆屠殺馬來人的論述。這件事除了引起友族同胞的「不安」之外,也引起了華教最高領導機構——董總的不安。為了顧全種族和諧的大局,董總某位主任就對媒體說,打算把「馬共事件」從新編的歷史課本抽起。


鄙人才疏學淺,歷史知識僅僅限于初中三的程度。只是讓我感到疑惑的是:是不是只要把馬共的課題從歷史課本中抽起,就能夠使到各族群之間和諧?是不是能夠保證像類似之前的「寄居論」、「獨立功臣論」風波不再發生?

縱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南亞,當英國人被日本軍打得節節敗退之際,除了馬來亞抗日同盟等組織在為我們的國土奮不顧身之外,馬共也為了誓保我們國土的安寧,毅然投身戰場抗戰。他們有的人僥倖從鬼門關裡逃了出來,但更多的是為此赴黃泉。從這點看來,馬共為保護馬來亞的安寧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我是一位獨中生。以前,我總是認為董總所編的歷史課本要比國民型學校的歷史課本來的完善和詳盡。三分之一的世界史,三分之一的中國史以及三分之一的東南亞史,使我們可以很客觀地瞭解這個世界。但如今,若董總為了緩和種族情緒而建議把馬共的歷史內容抽起,那麼,這不但否定了馬共的護國貢獻,還使學生們無法「客觀」地理解馬來亞史。

在董總編的初中一歷史課本內,曾經寫過讀歷史有下列好處:啟迪智慧、認識世界、開拓視野等等。歷史乃過去的今天,如果我們無法正確面對已經過去的昨天,我們哪裡還能夠面對未知的明天?

2009年2月19日星期四

一張裸照定去留?


雪州行政議員黃潔冰,是308全國大選之際的紅人。在以5千多張的選票勝出之後,還被委以重任,出任雪州行政議員,負責掌管環境委員會、消費人事務及旅遊部門。

可能是人怕出名豬怕壯的道理吧,近日她就成了《馬來郵報》和《太陽報》的新聞人物。本來政治人物上新聞報章頭條,是再也尋常不過的事,壞就壞在她是以裸照上新聞,所以一時之間黃潔冰就順理成章成了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的人物。

這件事引起了那個秉持「捍衛」馬來主權的政黨高層人士的高度關注。巫統雪州反對黨領袖基爾和阿莎麗娜就異口同聲嗆聲:「作為人民代議士,若發現有道德問題,就應該辭職,以前蔡細歷也是這樣做。」

身為反對黨領袖,如果發表言論只能站在「黨」的立場表態,而搞不清楚事情的狀況的話,那就好比喝醉酒後駕車般危險。從這件事來看,黃潔冰顯然是受害者,基爾與阿莎麗娜是以哪一門子的邏輯,認為黃潔冰有道德問題並促使她辭職?

我看不出黃潔冰和蔡細歷有什麼相似之處,黃潔冰是在家裡睡覺時被偷拍,兩者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如果基爾與阿莎麗娜是堅持以這種「莫須有」的理由剷除政敵,那麼真是勝之不武。

若要以道德標準來衡量國陣的政治人物的話,基爾也並非白璧無瑕,308之後,他就曾被指涉嫌14宗貪污。如果人民代議士因道德問題就應該辭職,我想,不少政治人物就應該身先士卒,給大家做個示範。

308之前,雪州之前的反對黨,是說話有根據的,是擲地有聲的;308之後,雪州的反對黨就只會因為反對而反對了,嗚呼!


原載《東方日報●八方論見》2009年2月20日

2009年2月13日星期五

雅斯贝斯和现代大学

作者:张汝伦  

若不是因为“轴心时代”的概念,雅斯贝斯是一个快要被不断趋新的国人遗忘的名字。在近年来关于大学改革的讨论中,少不了提到许多洋人,但绝少有人提雅斯贝斯。其实,此人不但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认为自己是属于大学的,而且因爱深而责切,对当时德国大学的状况深为不满,先后写了《大学的理念》、《大学的更新》、《论大学活的精神》、《人民与大学》等一系列著作,阐明大学的理念和大学革新的必要。  

雅斯贝斯的大学理念虽然也可以用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来概括,但这种概括未免流于表面。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其实也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在雅斯贝斯看来,大学是一个不计任何条件千方百计探求真理的地方。在这里,任何剥夺自由探索真理、教授真理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蔑视。大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追求普遍永恒的真理,普遍真理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大学是真理守护人的共同体,不应该“吃谁的面包唱谁的歌”。  

这些思想不仅在今天的我们听来恍如隔世,就是雅斯贝斯时代的大学,也已经是空谷足音了。雅斯贝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发现,德国的大学与他的大学理念相距甚远,甚至可以说正相反。在哥廷根大学学医时,有一次他对同伴说,自由学习是任何真正的思想和理解的必要条件。但一个年长的同学马上反驳说他错了,学生都是被人领着学的。雅斯贝斯觉得非常奇怪,在他看来,自由学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天经地义的,根本不需要别人引导。他还认为,学生学习不应该是为了通过考试和谋求有个好职业;不要真正知识而只要考试知识的学生,根本不属于大学。可他不得不遗憾地发现,大部分学生在此意义上其实就是不属于大学的。而这将是大学的终结。  

在他看来,大学教授更加糟糕。他们冥顽守旧,搞特权和结党营私。如果说,大学教授中没有人致力于科学和学问,也许太夸张了;但是相当一部分“躲进小楼成一统”,不以天下苍生为念,不去思考人类的根本问题,却是事实。这是非常危险的。纳粹1933年上台,德国大学在当年夏天就完成了纳粹化,与此不无关系。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在分析德国大学在纳粹面前迅速崩溃时说,德国教授不能理解自由的代价乃是警惕,乃是准备牺牲;他把很高的社会地位视为当然,而没有看到,学术界上空的乌云已经越积越厚了。  

雅斯贝斯始终强调,他的大学理念来自中世纪欧洲,而不是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他始终认为,大学的使命是超国家、超民族的。1919年,雅斯贝斯还是个不支薪的私人讲师,被选为海德堡大学的评议员。当时柏林大学的校长号召德国所有大学在一份抗议凡尔赛合约不公正条款的文件上签字,雅斯贝斯却在海德堡大学校评议会上号召大家不要签这份抗议文件。的确,这些条款对德国来说是不公正和灾难性的,但是,雅斯贝斯认为,作为一个德国公民,尤其作为大学教授,仅仅反对对本国不利的条款是不够的;面对协约国各自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向德国强加不公正条款的行为,保卫一个意义超越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领域,即人类团结的领域才是正当的,一个超越民族与国家的人类共同体的地位才是至高无尚的。  

二次大战后,由于雅斯贝斯在纳粹统治期间的表现,他被选为海德堡大学评议会主席和十三人组成的复校委员会的成员,声望如日中天。他一改往日埋首书斋的隐士作风,积极致力于大学的改革工作。但他很快发现,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理想终究难以抗衡利益,追求他所希望的那种大学理念越来越渺茫了。失望之余,雅斯贝斯离开学习工作了40年的海德堡大学,远走瑞士巴塞尔,再不回来。  

上世纪末,我在一家德国大学工作了一年,觉得中德两国的大学越来越像。学经贸法律的学生趾高气扬,学人文科学的学生觉得见人矮三分。教授忙着跑项目、拉关系、跳槽“转会”,抬高自己的身价,增加自己的收入。各种夸夸其谈的会议之所以举行,只不过是对划拨的经费有个交待,而不是为了研究学术。凡此种种,雅斯贝斯如活到今天,不知作何感想。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今天大学的价值表上,真理的位置已经被忽略到了难以找到的地步了。其实,黑格尔早已揭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是“有用”,而不是真理。只要现代性的基本条件和机制没有改变,任何大学改革的最终结果,只可能是满足“有用”这个基本原则。

文章来源:《财经》杂志 /总189期
作者简介: 张汝伦,1957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1988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赴德深造,先后在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从事博士研究。1991年赴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后又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做访问学者。1992年秋回国工作。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和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

人物简介:雅斯贝斯(Karl Jasper 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雅斯贝斯主要在探讨內在自我的现象学描述,及自我分析及自我考察等问题。他强调每个人存在的独特和自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