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9日星期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写给各位独中儿女

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日前会见七大华团的代表们,教育部长直截了当否决了承认独中统考文凭以及拨款资助独中的建议。独中不受本国政府所承认,看来这已成了一条真理,如果我们根据中共的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的话,历年来搞华教的人士,无不向政府提出这一诉求,可结果往往会遭到政府的拒绝。看清了政府所持的这项标准,或许也是该让各位独中儿女冷静反思的时候了。

进入独中就读,路本来就不好走,文凭不能进入本地大学就读,不能申请为公务员,独中生俨然像是被遗弃的孩子。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上帝为你关了一扇们,他就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所以早期的独中生大部分都到台湾留学。迈入廿一世纪,独中生不仅可以留学台湾,甚至也可到中国大陆、新加坡等地留学,使得独中生的升学范围变得更广阔。

独中教育,最特出的地方莫过于它延续了小学以母语教学的方式。此外,独中的数理科以及文史都比政府的中学课程来得艰深。尽管它会让自初中一的学生有点吃不消,但是一旦能够解决并适应它的特点后,就能够比别人能掌握得更多。

任何事情的成功,背后免不了千辛万苦。所以进入独中就读的学生,先天上就存在某种欠缺,所以唯有比别人更用功、比别人更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够换取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在这种环境下,培养了学生们勇于与外界竞争的精神。今天,当独中生遍布全球之际,我们还需要苦苦哀求教育部部长承认统考的学术性吗?

《易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独中教育既然已存在着这种缺陷,那么,身为独中生的我们就应该具备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不要把目光只锁定在小小的马来西亚,而是应该把眼界开拓,放眼世界。用实力来证明给教育部衮衮诸公看:没有你们的帮助与认同,我们独中教育还是可以办得起来。

加油吧,独中的儿女们!

2009年5月15日星期五

华语不是母语?回应迦玛鲁丁一文

细读迦玛鲁丁君11日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栏目的文章,迦玛君在谈及华语根本不是大马华人的母语时,令我顿时感到茫然与错愕。这是因为甫出娘胎,第一个学习的语言就是华语,祖籍为海南的我,海南话也说得不比华语要好。结果,一看迦玛君的这番言论,宛如别人告知你现在的母亲并非你的亲生母亲这般痛苦。那么,我辛辛苦苦学的华语,大学时期又选择汉语言文学系,却发现,原来我一直是学者“人家”的语言,而不是自家的海南话,这是何等痛苦啊!

只是,迦玛君似乎把普通话和华语的概念给模糊化了,迦玛君以为华语就是普通话,普通话就是华语。这就让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我给诸位分辨普通话和华语之间的差异: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普通话”条目的解释是:“我国(指中国)国家通用语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所以,若以此标准来看华语的话,两者确实大相径庭。首先,马来西亚的华语,在发音上就不讲求一种标准,大多数大马华人在发“赤”与“刺”时,并不能听出其差别性,原因在于大多的马来西亚移民都是来自南方的广东与福建,在其方言语音体系内并没有卷舌音的出现,造成一般华人在发卷舌音上都会表现得较困难,因而把卷舌音当舌尖前音。所以可以说马来西亚华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话。

其二,普通话拥有相当大量的儿化韵和轻声。尽管本地课本中纳入了教材范围内,可是,在语言的应用上,儿化韵和轻声是马来西亚华语所没运用的。所以,这是大马的华语与普通话第二个差别。

在词汇方面,由于华语随着华裔先贤移民本土,在本土吸收了外族的文化,创造了具有本土色彩的词汇,例如“峇迪”的“峇”字以及本地美食“叻沙”、“沙爹”等词汇,这是普通话中所没有的。

其实,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随着民族的变迁,该民族的语言会随着产生变异。这不仅仅只是出现在华语身上。英语也是如此,不然今天怎么会有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出现?所以,厘清了华语和普通话的概念,则不难理解我国尊贵的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魏家祥博士为何要千里迢迢坐飞机到天津去测试普通话了。

华人扎根于大马已经近两个世纪了,华语当然也扎根于大马近两个世纪了。华语把华人的传统文化带来,吸收丰富的本土色彩,尽管她比不上其他语言,然而,这就是她的独特之处。

所以,今天的马来西亚华语,已经不只是华人的母语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她也成为了仅次于马来语,各种种族之间沟通的语言。

2009年4月12日星期日

馬共歷史不應掩蔽

近日,在巫統大會上,有些極端分子在談論「獨立功臣」論時,也順帶提及中學歷史課本中有馬共分子大肆屠殺馬來人的論述。這件事除了引起友族同胞的「不安」之外,也引起了華教最高領導機構——董總的不安。為了顧全種族和諧的大局,董總某位主任就對媒體說,打算把「馬共事件」從新編的歷史課本抽起。


鄙人才疏學淺,歷史知識僅僅限于初中三的程度。只是讓我感到疑惑的是:是不是只要把馬共的課題從歷史課本中抽起,就能夠使到各族群之間和諧?是不是能夠保證像類似之前的「寄居論」、「獨立功臣論」風波不再發生?

縱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南亞,當英國人被日本軍打得節節敗退之際,除了馬來亞抗日同盟等組織在為我們的國土奮不顧身之外,馬共也為了誓保我們國土的安寧,毅然投身戰場抗戰。他們有的人僥倖從鬼門關裡逃了出來,但更多的是為此赴黃泉。從這點看來,馬共為保護馬來亞的安寧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我是一位獨中生。以前,我總是認為董總所編的歷史課本要比國民型學校的歷史課本來的完善和詳盡。三分之一的世界史,三分之一的中國史以及三分之一的東南亞史,使我們可以很客觀地瞭解這個世界。但如今,若董總為了緩和種族情緒而建議把馬共的歷史內容抽起,那麼,這不但否定了馬共的護國貢獻,還使學生們無法「客觀」地理解馬來亞史。

在董總編的初中一歷史課本內,曾經寫過讀歷史有下列好處:啟迪智慧、認識世界、開拓視野等等。歷史乃過去的今天,如果我們無法正確面對已經過去的昨天,我們哪裡還能夠面對未知的明天?

2009年2月19日星期四

一張裸照定去留?


雪州行政議員黃潔冰,是308全國大選之際的紅人。在以5千多張的選票勝出之後,還被委以重任,出任雪州行政議員,負責掌管環境委員會、消費人事務及旅遊部門。

可能是人怕出名豬怕壯的道理吧,近日她就成了《馬來郵報》和《太陽報》的新聞人物。本來政治人物上新聞報章頭條,是再也尋常不過的事,壞就壞在她是以裸照上新聞,所以一時之間黃潔冰就順理成章成了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的人物。

這件事引起了那個秉持「捍衛」馬來主權的政黨高層人士的高度關注。巫統雪州反對黨領袖基爾和阿莎麗娜就異口同聲嗆聲:「作為人民代議士,若發現有道德問題,就應該辭職,以前蔡細歷也是這樣做。」

身為反對黨領袖,如果發表言論只能站在「黨」的立場表態,而搞不清楚事情的狀況的話,那就好比喝醉酒後駕車般危險。從這件事來看,黃潔冰顯然是受害者,基爾與阿莎麗娜是以哪一門子的邏輯,認為黃潔冰有道德問題並促使她辭職?

我看不出黃潔冰和蔡細歷有什麼相似之處,黃潔冰是在家裡睡覺時被偷拍,兩者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如果基爾與阿莎麗娜是堅持以這種「莫須有」的理由剷除政敵,那麼真是勝之不武。

若要以道德標準來衡量國陣的政治人物的話,基爾也並非白璧無瑕,308之後,他就曾被指涉嫌14宗貪污。如果人民代議士因道德問題就應該辭職,我想,不少政治人物就應該身先士卒,給大家做個示範。

308之前,雪州之前的反對黨,是說話有根據的,是擲地有聲的;308之後,雪州的反對黨就只會因為反對而反對了,嗚呼!


原載《東方日報●八方論見》2009年2月20日

2009年2月13日星期五

雅斯贝斯和现代大学

作者:张汝伦  

若不是因为“轴心时代”的概念,雅斯贝斯是一个快要被不断趋新的国人遗忘的名字。在近年来关于大学改革的讨论中,少不了提到许多洋人,但绝少有人提雅斯贝斯。其实,此人不但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认为自己是属于大学的,而且因爱深而责切,对当时德国大学的状况深为不满,先后写了《大学的理念》、《大学的更新》、《论大学活的精神》、《人民与大学》等一系列著作,阐明大学的理念和大学革新的必要。  

雅斯贝斯的大学理念虽然也可以用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来概括,但这种概括未免流于表面。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其实也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在雅斯贝斯看来,大学是一个不计任何条件千方百计探求真理的地方。在这里,任何剥夺自由探索真理、教授真理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蔑视。大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追求普遍永恒的真理,普遍真理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大学是真理守护人的共同体,不应该“吃谁的面包唱谁的歌”。  

这些思想不仅在今天的我们听来恍如隔世,就是雅斯贝斯时代的大学,也已经是空谷足音了。雅斯贝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发现,德国的大学与他的大学理念相距甚远,甚至可以说正相反。在哥廷根大学学医时,有一次他对同伴说,自由学习是任何真正的思想和理解的必要条件。但一个年长的同学马上反驳说他错了,学生都是被人领着学的。雅斯贝斯觉得非常奇怪,在他看来,自由学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天经地义的,根本不需要别人引导。他还认为,学生学习不应该是为了通过考试和谋求有个好职业;不要真正知识而只要考试知识的学生,根本不属于大学。可他不得不遗憾地发现,大部分学生在此意义上其实就是不属于大学的。而这将是大学的终结。  

在他看来,大学教授更加糟糕。他们冥顽守旧,搞特权和结党营私。如果说,大学教授中没有人致力于科学和学问,也许太夸张了;但是相当一部分“躲进小楼成一统”,不以天下苍生为念,不去思考人类的根本问题,却是事实。这是非常危险的。纳粹1933年上台,德国大学在当年夏天就完成了纳粹化,与此不无关系。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在分析德国大学在纳粹面前迅速崩溃时说,德国教授不能理解自由的代价乃是警惕,乃是准备牺牲;他把很高的社会地位视为当然,而没有看到,学术界上空的乌云已经越积越厚了。  

雅斯贝斯始终强调,他的大学理念来自中世纪欧洲,而不是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他始终认为,大学的使命是超国家、超民族的。1919年,雅斯贝斯还是个不支薪的私人讲师,被选为海德堡大学的评议员。当时柏林大学的校长号召德国所有大学在一份抗议凡尔赛合约不公正条款的文件上签字,雅斯贝斯却在海德堡大学校评议会上号召大家不要签这份抗议文件。的确,这些条款对德国来说是不公正和灾难性的,但是,雅斯贝斯认为,作为一个德国公民,尤其作为大学教授,仅仅反对对本国不利的条款是不够的;面对协约国各自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向德国强加不公正条款的行为,保卫一个意义超越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领域,即人类团结的领域才是正当的,一个超越民族与国家的人类共同体的地位才是至高无尚的。  

二次大战后,由于雅斯贝斯在纳粹统治期间的表现,他被选为海德堡大学评议会主席和十三人组成的复校委员会的成员,声望如日中天。他一改往日埋首书斋的隐士作风,积极致力于大学的改革工作。但他很快发现,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理想终究难以抗衡利益,追求他所希望的那种大学理念越来越渺茫了。失望之余,雅斯贝斯离开学习工作了40年的海德堡大学,远走瑞士巴塞尔,再不回来。  

上世纪末,我在一家德国大学工作了一年,觉得中德两国的大学越来越像。学经贸法律的学生趾高气扬,学人文科学的学生觉得见人矮三分。教授忙着跑项目、拉关系、跳槽“转会”,抬高自己的身价,增加自己的收入。各种夸夸其谈的会议之所以举行,只不过是对划拨的经费有个交待,而不是为了研究学术。凡此种种,雅斯贝斯如活到今天,不知作何感想。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今天大学的价值表上,真理的位置已经被忽略到了难以找到的地步了。其实,黑格尔早已揭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是“有用”,而不是真理。只要现代性的基本条件和机制没有改变,任何大学改革的最终结果,只可能是满足“有用”这个基本原则。

文章来源:《财经》杂志 /总189期
作者简介: 张汝伦,1957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1988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赴德深造,先后在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从事博士研究。1991年赴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后又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做访问学者。1992年秋回国工作。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和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

人物简介:雅斯贝斯(Karl Jasper 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雅斯贝斯主要在探讨內在自我的现象学描述,及自我分析及自我考察等问题。他强调每个人存在的独特和自由性。

我们今天为何读研究生

日期:2008-11-15 作者:张汝伦 来源:文汇报

我们中国人向来不只是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我们总是将个人的努力与家国天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奋斗,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而最近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情,也让我们看到,人类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关头。人类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中国也同样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她甚至更加需要,而人类又希望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民族能像过去一样,为现代人类面临的危机提供新的智慧。然而,我们似乎还沉浸在能发财的喜悦中而未能自拔。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世界需要我们提供的不是越来越多追求无限物质消费的消费者,而是对人类命运有担当的创造者。

讲演者小传
张汝伦 1957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1988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赴德深造,先后在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从事博士研究。1991年赴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后又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做访问学者。1992年秋回国工作。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和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


读研究生热似乎是近些年的一个时髦。现在有许多人读研究生是出于生计或其他非学问的考虑;我的讲演不是对这些人,而是对那些为了追求学问而读研究生的人讲的。人为什么要追求学问?那就要先问:什么是学问?我认为学问不仅仅是知识,它还包括思想、价值和见识,一句话,它包括人类精神文明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古人云:学之为言,觉也;觉其所未知也。追究学问也是这样。追究学问不仅仅是追求纯粹的知识,也是在追求人生的觉悟,所以古人才会将学问放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学问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追求学问就是试图掌握这份宝贵的遗产。学问之宝贵,不仅仅像古董那样在于古老和珍稀,而在于能给世世代代的人提供不竭的智慧。

一、读书重在“明理”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研究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通过读研来追求学问?刚才我讲的“学问”概念似乎已经做了回答;其实还很不够。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求学问,首先不是因为要找个饭碗或谋生,因为事实上没学问的人可以在谋生上非常成功,谋生不一定需要学问。人之所以要读书求学问,是因为他有惑,有种种的惑。也就是孔子讲的“困而学之”的那个“困”。人是一个充满困惑又不甘困惑的动物,他总是试图要摆脱困惑。古诗云:“人生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为何人明明知道人生不满百,却偏要长怀千岁忧?“千岁忧”,“忧”什么?显然不仅仅是一己的生死祸福,而是超越自身利害关系的人类之忧。不但忧自己的人生意义,也忧家国天下的兴衰,忧人类文明的前途。文明将如何传承?如何发展?发展的方向何在?这些都是读书人要忧的。以前读书人之所以被人尊重和尊敬,就是因为他们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他能忧,他关心自己和子孙万代的前途。

今天,一定会有许多同学说,我没有那么多“宏大的”想法,我只想多读点书,多掌握些知识。这样的想法当然不错,但却不免糊涂的成分。读书也好,掌握知识也好,不是全然中性的事。我们总是以一定的态度来读书和求学问的。为读书而读书,为知识而知识,听上去似乎很纯洁,很高尚,其实难免糊涂。因为那样的话你就会不知道一些非常需要的基本区别,这就是读什么书?求什么知识?你如果是在无目的地读书和求知识,那结果一定不太妙。最起码你在求学路上不会太坚定,一有别的诱惑就会掉头它去。

古人总是把读书与明理联系在一起。明什么“理”?明真理。读书若只是为读书,而不是为求真理,那么读书未见得是一件好事。我这里说的真理,不是与善和美相区分的真理。我始终认为,真善美实际上是无法分开的。区分真、善、美是现代性思维的产物,未必有道理,因时间关系,我们在此暂且不论。古人读书欲明之“理”,乃这样意义上的真理。而现代人却往往将这样的真理与所谓知识分开,这样,知识常常成了人类作恶的工具。奥姆真理教的一些骨干分子就是一个例子。而今天流行的那些为读书而读书、为求学问而求学问的想法,是与没有这样的真理概念密切相关的。由于没有这样的真理概念,我们的同学求学可能缺乏真正的动力和热情,不能忘我地投入。在古人看来,求学就是求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求学求道乃生命之事,非关稻粱之谋。

无论是我们的古人还是西洋古人,都认为个人是小宇宙,这个小宇宙与那个大宇宙归根结底是一体的,人这个微观宇宙与宏观宇宙之间对应一致。宇宙和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精心设计的等级秩序,它与人体各部分的有机结合相对应,是人类在宇宙中的投影。虽然从物理学的时间意义上来说,每个人的一生在无垠的宇宙时间中只不过沧海一粟,但人类文明却正是由无数这样在物理时间意义上微不足道的有限生命来薪火相传的。如果你在这样的薪火相传中也接了一棒,也跑了几步,那么,你也就可以与天地参。当我们接触到所谓学问,即人类文明的成果时,等于是前人将那个接力棒交到了你手里,你可以接棒继续跑下去,也可以扔了这棒或乱跑一气。不想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自己贡献的人,等于是扔了文明的接力棒。而歪曲和糟蹋人类文明的人,则是接了棒乱跑一气。

也许有人会说,我只是为了自己解惑而读书求学问,没有能力也没有野心要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你想要用人类文明的成果来为自己解惑时,这已经超出你自身了,你已经将自己置身于人类文明的语境中,你的取舍选择代表了你对文明的态度。事实上,文明的命运正是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态度。轴心时代的世界文明和现在消费时代文明的巨大反差,不正由于人们对文明的不同理解和态度吗?只要我们生活在人类文明中,就无法摆脱对它的责任。并非只有文化巨人才对文明有贡献,每个普通人对文明的理解和态度都影响着文明的未来。我始终认为,人类文明是由巨人和普通人共同造成的。所以当我们选择以学术为志业时,我们就为文明的未来承担了责任。

熊十力先生当年在复性书院的开讲词中说,现今学校教育,唯重知识技能,不重器识的培养,但知能所以善其用者,在于人之器识。他对器识的解释是:能受而不匮之谓器,知本而不蔽之谓识。我的理解是,一个有器识的人就是一个能尽量接受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又不蔽于自己的私欲俗见者。

当然,今天许多人读研,并不是为了将来从事学术工作,而是为了给将来从事实际工作做准备。这也无可厚非。在任何时代,从事学术工作的总是少数人。但这不等于说,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可以不文明和不知人文为何物。正相反,因为实际工作会直接影响社会,所以准备将来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更应该利用读研的宝贵时间,努力掌握人类文明的精髓。中国人往往把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叫“草包”。“草包”就是肚子里没货的人。没“货”者,不懂人类文明、没有必要的知识之谓也。不能以将来要从事实际工作而只学一些技能和实用性知识,而拒绝了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追求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一个只懂技术而不知文化修养为何物的人,是可怕的。这样的人主持实际工作往往是以物为本,而不能以人为本,因为他不知人文为何物。做实际工作的人要对人文(人类文明)有基本的了解,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人文意义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这样才能高瞻远瞩,有想象力,能对自己的工作有创造性的把握和开展。而要做到这些,不认真读书是不成的。

立志从事学术工作就更不用说了。本科教育基本是通才教育,研究生才是通向学术工作的第一步。在这个阶段,主要还是进德修业,为未来的学术事业打基础。进德,不用多说,主要是敦品励行,求真服善,养成人文素养。修业,则是指求学问道。首先要对与自己所学专业有关的一切有广泛了解,当然最好不要囿于自己的专业,对人文科学的一切领域最好都有所涉猎,这不仅是扩大所谓的知识面,而且是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所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实际生活和思想其实是不分专业的;而现在所谓的专业,直接或间接都与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有关,硬生生地划分专业,虽然也有它的道理,但终究是无法让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深刻的认识。各专业的大家,大都博洽多闻,很少是只通专业的专家,就是这个道理。那些在各自领域开风气的大师,就更不用说了。研究生当然离大家和大师尚远,但知识基础必须开阔。就像挖地一样,要想挖得深,口子要开得大。拿哲学来说,只有文史哲的书一起读,才能对哲学有真正的理解。除了哲学,其他人文知识几无所知的人,肯定成不了哲学家。打基础当然也包括基本技能的掌握:外语、古文、工具书的使用,等等。研究生阶段还有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其中包括培养不可动摇的学术兴趣。

二、问题是通向真理的门径

我觉得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是养成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这种能力,所以学术思想少有突破性的发展。近代以来,肯下死功夫的人不难找到,但真正有批判意识的人却不多。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从众心理,随大流,表现在学术上就是因袭。学术怎么做,做什么,持何观点,都看当下的流行;很少一意孤行、独辟蹊径之人。结果是学术充满了流行的陈词滥调和代代相承的老生常谈,却少有真正的思想。伪问题、伪概念充斥,却不太有人提出真正的问题。研究生对自己研究方向的选定大多受流行影响,受时髦说法和做法的影响,很少独立寻找值得做的选题去做。但学术工作最忌的就是从众和随大流,学术工作的突破总是建立在反流行之道而行之的基础上的,哥白尼和康德就是这方面的显例。

但是,批判思维不等于摆出一副横扫一切、推翻一切的架势,否则就是拾人牙慧,或老调新唱。没有思想和学术底蕴的批判根本就不是批判,而只是不讲理的简单的挑战姿态而已。近代以来,这种不是出于思想与学术、而是出于其他考虑的“激进”批判,我们早已耳熟能详,我们生活中多的是这类东西,其等而下之者,便只是谩骂。批判的思维决不是如此;批判思维不是骂人,而是讲理。是要通过讲理来辨别流行说法和观点的错误,提出真正新的思想与观点。中国和中国学术太需要一大批能讲理和会讲理的人,否则,我们就会一直沉陷在流行太久的错误想法中无法自拔。至于如何养成批判性思维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是无法教的。但有一点可以提出以供考虑,就是要敢于怀疑,越是流行的东西越要怀疑,人类才会前进。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两句话从表面上看自然不错,但仔细想想就不尽然。大胆假设没有问题,但必须与怀疑一切严格区别开来;如何求证就更是个问题。什么算是证成,什么是否证,很多时候不像尝尝梨子的滋味那么简单,这实际上总是求证者在求证之前先加以规定了的,因而本身也是可以怀疑的。当然,我们人类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前提和预设,但要学会不断怀疑和批判自己思想的前提和预设。有一点必须注意:批判性思维的精髓在自我批判,不能彻底实行自我批判的人,就不能很合理地批判别人。因为我们一开始总是先接受别人的观点,把这些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不批判这些接受来的观点,如何能有新的思想?

批判性思维离不开思想的基础和学术的积累。以为不学就可以批判的人,根本就是妄人,不值一顾。我们要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慢慢养成批判性思维能力。总之,从事学术工作就是走上了一条永无尽头的奋斗之路。研究生阶段,借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即使是第一步,不下苦功夫也是走不好,甚至是走不出的。刚才说基础要打得宽,这决不是说不要深度。提倡批判性思维,也就有深入学习的意思。即便是研究生,也必须在深度与广度上同时用力。但要知所先后,先广后深,没有一定的广度就不会有深度。但广博决不等于泛滥无归。饭要一口一口吃。人的时间精力都有限,只能先拣最重要的东西逐步掌握,要知所取舍。但要有重点,有专长,否则无法取信于师友,取信于天下。

广博在实施上比较容易,多读多看多闻就行了。问题是如何专门而深入?这是个难题。我以为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带领我们走向深入的阿里阿德涅线团。根据我和同学们的接触,有些同学问题不少,但大都是假问题,纠缠于假问题上,除了浪费时间,毫无益处。所以要学会辨别真问题和假问题,不让假问题绊住手脚。那么怎么区分真问题和假问题?真问题往往是人类长期思考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而假问题则是没有根据的问题。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出莎士比亚?中国为什么没发展出现代科学?为什么说这些问题没有根据?是因为它的提问没有根据,这就像我们问一个人,你为什么出生在上海而不是出生在北京一样。这种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相反,当我们问:用heaven来翻译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的概念是否合适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它之所以是真问题,是因为通过问这个问题,我们得具体辨析heaven和“天”细微而重要的区别,从而进一步辨别中西思想的一些基本差异和共同点,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中西文化都是有益的。

辨别真假问题的关键在于知道真问题,对我们研究生同学来说,阅读经典中产生的问题一般以真问题居多,如阅读莱布尼茨得到的真理先于实在的问题。文科研究生最佳的学习途径是阅读经典,而不是阅读二手著作,更不是上网。阅读经典是一本万利的事。首先它使我们可以直接接触人类文明的原始成果,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对人类文明的精神遗产有第一手的了解。其次,它可以使我们养成自己的判断能力,不会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第三,它可以给我们指点为学和为人的方向。读经典必须有三到:手到、目到、心到。所谓手到,是要勤记笔记,将重要的内容,自己读时的困惑,以及感想都记下来。目到,是要仔细读,反复读,切忌一目十行,不求甚解。基本概念、条理、旨要都要弄清楚,否则书就是白读了。读经典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经典著作要反复读。美国哲学家皮尔斯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每年读一遍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直到耄耋之年。这是对的。中国古人则讲温书,温故而知新,也是指反复阅读经典,不断从中发现新的东西。仔细研读一部经典,胜过浮皮潦草读一百本书。心到,则是在阅读中勤思考,善思考,对所读的东西反复咀嚼琢磨,找出问题。这是最关键的,因为问题是通向真理的门径。

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文科的学制偏短,即便硕士博士加在一起读六年,也只是略识之无而已。这还是从量上说;如从质上说,就更难了。经典著作不是那么容易消化的。所以,要学得好一点,学得像样一点,必须刻苦用功,要疯狂地投入,否则难以为功。据我所知,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研究生都非常用功,半夜两三点睡觉是常有的事。当然,你们中许多人也许也两三点睡觉,可人家是心无旁骛,而我们的研究生分心的事情太多。你们可以自己统计一下,每天有多少时间是用在学习上的。在你们的心目中,学习究竟排在第几位。毋庸讳言,现代中国尚缺乏真正的大师,这决不是中国人脑子不行,而是另有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精力投入得不够。李敖看了胡适的日记后说,他如果不是花那么多的时间应酬的话,他的学术成果会大不一样。一个人如果在学生时代已经不够投入,那么就不要指望他毕业之后还会忘我地投入。学术在这一点上与体育一样,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甚至是非常人能接受的时间。

三、以学术为志业是一种承诺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又是一个只问收获、不问耕耘的时代。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以各种捷径获得所谓“成功”,而不愿意下苦功夫。人凭什么下苦功夫?人怎样才能下苦功夫?无它,立志而已。古人认为,为学先须立志,不立志无以为学。人无志,非人也。“志”字上面是个“士”,下面是个“心”;读书人要有向学之心,就要立志。要有志气,也要有志向。志气志气,关键在“气”。这个“气”不是别的,就是孟子讲的浩然之气。没有这样的浩然之气,我们就无法抵抗弥漫四处的俗气、戾气、浊气、邪气和乌烟瘴气。浩然之气不是天生的,而要养。如何养法?《孟子》一书中有所指示,但还不够,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自己养气的方法。

光有浩然之气还不够,还要有远大的志向。现代是个平庸的时代,要找有远大志向的人不太容易。我觉得,志向是人格挺立的关键。也许我们的同学会说,我们都是普通人,能力有限,就想做个普通人,安安稳稳过一生。这当然没有错,可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因而没有志向。一个人的能力与志向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中国人认为,人的能力是一回事,志向是另一回事。一个高远的志向可以使我们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而志向低下或毫无志向,则会使我们的能力萎缩,灵魂萎靡。所以,志向不能太低。古人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志存高远,然后才能将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发挥,不虚度此生。

学术工作隐含卓越的要求,学术工作的内在逻辑不会允许平庸,平庸的学术根本不是学术,而只是三家村学究谋生的手段。你要从事学术工作,就必须追求一流,追求卓越。至于做到做不到,那是另一个问题。追求不追求是志气问题,做到做不到则是能力问题。志大才疏的成语是说一个人空有大志,却不踏实努力、不断提高自己;而决不是说一个人不应该有大志。

我们中国人向来不只是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我们总是将个人的努力与家国天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奋斗,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而最近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情,也让我们看到,人类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关头。人类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中国也同样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她甚至更加需要,而人类又希望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民族能像过去一样,为现代人类面临的危机提供新的智慧。然而,我们似乎还沉浸在能发财的喜悦中而未能自拔。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世界需要我们提供的不是越来越多追求无限物质消费的消费者,而是对人类命运有担当的创造者。

当我们选择以学术作为终身志业时,我们不是选择了一种谋生方式,而是选择了一种承诺,一种对先人和后代的承诺;我们不是选择了一种通向名利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种对于人类的责任。人类思想的确不首先和完全是通过学术产生和发展的,但却是通过学术而接受批判,变得精纯。当人类将欲望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时,若无思想加以引导和批判,人类将自我毁灭,就像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有无数人毁于自己过度膨胀的欲望一样。选择从事学术文化工作,在今天是选择了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的角色,似乎愚,然而高尚;没有希望,却代表希望。

2009年2月9日星期一

从文物部追颁沈慕羽的事件说起


2009年2月5日,当人们都还在沉睡在农历新年所带来的欢乐时,耄耋之年的沈慕羽先生,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农历新年的欢乐气氛,顿时染上了几分伤感。只要了解华教史的人,莫不感动沈老为华教所作的一切。日前,团结、艺术文化与文物部副部长邓文村打算“尽快成立遴选委员会,以追颁文化人物奖给沈老。”

看了这段文字,不禁觉得政府设立的这个部门有点可笑。我在想,政府在成立一个部门之前,难道没有对该部门的功能作全方位地解释,然后每每只在文化人物快要凋零之际,才快快成立“遴选委员会”,追颁奖项。那么,政府为什么还要花一笔钱来成立这个部门,反正这个部门的官员也不过是尸位素餐而已。倒不如临时成立一个选委会来得更好。

团结、艺术文化与文物部,顾名思义,当然是负责提升本地艺术,发掘年轻的艺术人才,关注本地文化人物,促进族群间的团结,对艺术文化和为国民团结做出贡献的人士给予奖励的一个部门。可奇怪的是, 即便设立这个部门,也不见本地的艺术文化有多大地提高,人民对艺术的认知也没了解多少,也不懂得马来西亚的文化界的杰出人物有哪些人。只是逢年过节时,举办一些所谓的艺术文化活动,并且邀请一些名家出席活动,就当做交差了事了。

其实,沈老获不获奖,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已经获得大多数人的肯定和掌声了,他已经形成一种文化标志了。多一个奖项也不过是种累赘。只是这次事件让我看清楚了文物部的功能。不禁想要问一声:“文物部,你是干什么吃的?”

2009年1月31日星期六

09的新年

题目定为新年,这是我对新年的感触。虽然不算新奇,但要写好也不算易事。

新年过了没几天,还没从新年的状态中走出来,就要开工了,感觉有点不知所措。

小时候,我都很喜欢过年。因为过年放假,不用上学,而且可以趁靠近假期时,把功课快快做完,帮忙伯母制作她拿手的黄梨饼,并且吃到新鲜出炉的饼干,比什么都珍贵。除了尽情享受美食之余,当然红包和团圆饭是少不了的,一家人聚集一起吃一顿饭,温馨得让人感动。因此,也让我非常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

稍微长大一点时,看到班上某个漂亮的女同学,我更喜欢过年。因为藉着新年,我可以送给她贺卡,可以在卡内写上满满的祝福语,虽然她不回应,但我丝毫没有感到被拒绝。此外,我还可以借此机会和她分享在新年期间遇到的事。也不知她是不是专心地听我娓娓道来,但只要可以把那时间拉长一点,就心满意足了。

这样的状态维持到了中学毕业后,新纪元学院毕业后,前往南京师范大学念书时。

我不曾在南京度过新年。当时,年少的我正当学校春节假日,便买了一张火车票,收拾行囊,一个人坐了36个小时前往吉林长春,然后,学长和我两个人就在长春度过寒冷的新年。尽管外头是皑皑白雪,寒风向我们吹袭,但我们依旧度过很温暖的新年,因为好多中国朋友从手机短信传来了温暖的祝福。这次的新年,我也体会到什么叫做“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话。我想,这会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可能我有一天会失忆 / 遗忘了很多件事情,但这事情是我毕生难以忘怀的。

大学毕业后,找工作,然后,每天日复一日地工作。让我忘了新年的存在,反而让我加深了对新年的印象。的确,没有几斤两银子,真的不像过年。试想想,新年,没有新装、没有美食佳肴,算得上是新年吗?所以,没有钱的新年可以说是辛年。(辛苦的一年啊)所以,每个人都拼了老命赚那几斤两的银子,现在更是经济不景气,可能会有人更加拼命地赚钱,只是希望不要把老命典当给了魔鬼,那可就不上算了。

今年的新年,会是新的一年,还是更加辛苦的一年,天晓得?但我知道,今年的新年,让我学会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2009年1月28日星期三

还有人敢写华教人物吗:回应廖文辉师

日前,先生的〈华教人物该如何写〉一文刊登于《东方日报•名家》栏目中,学生仔细阅读之后,心中不免有些疑问:“新纪元学院事件之后,还有人敢写华教人物吗?”

  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虑,并非杞人忧天。尊孔独中校长吴建成先生因为说了一句让所谓的“华教最高领导人”耳鸣发作的话,结果被该华教人物告以诽谤罪,并且索偿4400万令吉。当一名作者在描述该位华教人物时,若因行文中不慎震怒了该位领导,索偿的金额恐怕便不止4400万吧?

  依个人浅见,现今华教人物还是留待那些“文史工作者”来写好了。这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密切,长年相濡以沫,下手铸造出来的领袖形象应当比较“客观”与“真实”。如此一来,既可让“文史工作者”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之际糊口维生,又不会旁衍出一系列法律诉讼……可谓一举n得。

  有人真的非得写华教人物不可的话,窃以为就不必再为他们歌功颂德了;倘若继续给那些华教人物加油加酱,满纸空言,想必只会助长彼等需索无度的虚荣心而已。结果,不幸的,同室操戈,一直虎视眈眈、且企图把华文教育消灭掉的人士,根本无须出手,就达到其“最终目的”了,近两个世纪的华文教育就这样彻底崩溃了。

  近日闲来无事,成天老爱发白日梦。忽一日,有一灵感涌上心头,或许可以写一部马来西亚版《无间道》的剧本,还可以随心所欲乱改剧本,只要在故事开头加上一行字:“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就用不着担心会惹上官司了!

2009年1月10日星期六

从新纪元学院现象谈华教问题


近几个月来,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和新纪元院长柯嘉逊博士都成为了各大华文报章上的争相报导的人物。其火热程度,绝不亚于安华的916变天的新闻。这是因为他们的新闻除了正常报导外,读者专栏栏目上所谓的评论人,为了拥护各自的对象,而展开一场火辣辣的笔战。从较早前“质疑叶博士学历”的文章,然后到最近有评论人“怀疑有人用“家长”观念出来压人”的文章。这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文章,在我看来,除了心寒之外,我很想问一问大家:“华教当前面对的问题,只能沦落到靠打笔战,互相谩骂来解决吗?”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至今,领导人一言堂、令伯式的作风,一代传一代。不知道这是不是华教的优良文化传统?只要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下属,便设法把他赶出局,不管他曾经有过怎么样的贡献,只要他不“听话”,便可下逐客令。反正令伯有钱,不愁请不到一个“听话”、“乖乖”的下属。 君不见,2000年发生于吉隆坡尊孔独中董事会与曹南彧校长的风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今发生在新纪元学院身上,也只是换了地点而已,没什么大差别。

打笔战更是家常便饭,骂架输了,便在各大报章的评论栏目建立他们的“战场”,各施其法,观点不同还不要紧,竟然怀疑到人格层面上来。这些文章,仗着自己本身是稍有名气的时评人,版面大,字数多,可是却没什么内容,看了还真浪费时间。新纪元学院作为华教的高等学府,发生这次的风波,我身为新纪元的校友,都感到蒙羞。

这一连串的事,让我想起李敖先生在2005921日在北京大学时的演讲时,他对北洋军阀的赞扬。他说当年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为了办好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不惜把校长的位置给一个政治势力敌对的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当时是国民党党员)这才谱写了北大传奇。正因为当时黎元洪具有这种度量、识人才惜人才的作风,使到当时的北大出现了一批像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的人才。

北京大学能够有如此成就,并不只是因为蔡元培本身的功劳而已,还有黎元洪总统宽宏的度量以及重视人才培育的精神。新纪元学院,作为马来西亚民办的高等学府之一,它究竟是迈向世界大学的独立精神,还是像国立学府看齐,在于领导人本身的度量。最后,让我以《史记谏逐客书》中的名句与大家共勉:“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